环球精选！38件国之重器，人人都应了解
国家文物局分别在2002年、2012年和2013年发布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计195件/组。这些文物被称为“国宝”，实际上它们还呈现了一部辉煌的中华文明史。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规定64件/组珍贵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其中，青铜器为23件/组为青铜器，占比超30%。
2012年6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37件/组一级文物禁止出境展出。此次文物名单只有书画类作品，其中书法作品17幅，绘画作品20幅。
(相关资料图)
2013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一级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含青铜器16件、陶瓷32件、玉器9件、杂项（金银器、漆器、丝织品、书画、其他）等37件四大类。
第一批
01
“后母戊”青铜方鼎
商后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39年河南市安阳武官村出土
禁出文物(195-3)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国之重器，当之无愧！鼎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02
利簋
西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
禁出文物(195-4)
“利”在西周时间是个官职，相当于现在的部门主管。虽这件青铜器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器物底部 揭晓了武王征商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居功至伟，它刻下的商周的界碑。
铭文凡4 行32 字，首字“珷”，是“周武王”之“武”的专字，铭文所云“珷（武）征商，隹（唯）甲（子）朝”，即是史载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03
大盂鼎
西周早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禁出文物(195-5)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yu）鼎，西周炊器。又称为晚清“四大国宝”和“海内三宝”之一。
大盂鼎出土于晚清道光年间，其发现地址有两种说法，一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另一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李村。由于年代久远，大盂鼎又经过了无数次的转手买卖，到底它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现大多学者认为系岐山礼村出土。
大盂鼎腹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其书法体势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后世碑刻书法的滥觞。
根据鼎中铭文可知，此鼎为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封一个叫做盂的大臣时所用之礼器。铭文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第一部分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周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第二部分主要是周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关于大盂鼎、大克鼎，还有一段关于潘氏家族一段离奇的收藏以及捐赠国宝的佳话。
04
虢季子白盘
西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陕西省宝鸡市出土
禁出文物(195-6)
虢季子白盘为圆角长方形，高39.5厘米、口长137.2厘米、口宽86.5厘米，重215.5千克，是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
盘内底铸有铭文八行111个字，记载：周宣王十二年正月，大臣虢季子白率军对北方强族猃狁作战获胜，斩敌五百人，俘虏五十人，在周庙宣榭向周王行献俘礼，受到周宣王宴飨，并赏赐他乘马、弓矢和大钺，授以征伐蛮方之权，因而制作此盘以为纪念。
“虢”，是西周的一个诸侯国，在今陕西省宝鸡市虢镇附近；“季”，是对排行老四的称谓。“子白”，则是虢国公子的名字。虢季子白盘是迄今发现的商周时期体形最大的铜盘。学者们根据铭文中“唯十有二年”的记载，断定它的制造年代为西周宣王十二年，即公元前816年。其与毛公鼎、散氏盘和大盂鼎一同被世人誉为“晚清四大国宝”。
其铭文字数虽不算最多，但就制作之精良与体量之大而论，则以虢季子白盘为最。虢季子白盘铭文中的许多字句可与《诗经》中的篇章相互印证，是研究当时北方民族关系和西北地区地理的重要史料。
05
晋侯苏（稣）钟
西周 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藏
1992年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8号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9)
上海博物馆陈列晋侯稣钟 图/上海博物馆官网
山西博物院（山西青铜博物馆）陈列晋侯苏钟（复制品）图/文博圈
晋侯苏（稣）钟共16件，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谐和的编钟。有铭文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铭文叙述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周厉王亲征东国、南国。西周晋侯苏钟铭文记载的这场战争，史籍中无从查考，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此外铭文中多种记时历日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西周晋侯苏钟共16枚，编钟分两组，三种式样，每组8枚，均大小成编，一组即一肆。
1992年8月，晋侯墓地8号墓遭到盗掘，其中有14枚流落到香港古玩肆中；10月，考古部门发掘了被盗的8号墓，出土了刻有铭文的两枚甬钟，铭文分别为“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 ；12月，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斥巨资将14枚编钟买回。经过与晋侯墓地考古出土的两枚编钟对比，它们的价值得以确认。
06
大克鼎
西周 上海博物馆藏
光绪中期陕西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
禁出文物(195-10)
大克鼎，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与国家博物馆藏大盂鼎、台北故宫藏毛公鼎并称为“海内三宝”。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整器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
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质朴简洁，有别于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
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07
太保鼎
西周 天津博物馆藏
19世纪中叶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出土
禁出文物(195-11)
与太保鼎一同出土的古器共七件，它们器型庄严厚重，纹饰华丽繁缛，是商周青铜器的典型代表，被誉为“梁山七器”。太保鼎是唯一一件收藏在国内博物馆的“梁山七器”，堪称国之瑰宝。
太保鼎的鼎腹部四面饰蕉叶纹与饕餮纹，四角装饰扉棱。最为显著的是柱足上装饰的扉棱和柱足中部装饰的圆盘，这在商周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奇异。
鼎腹内壁铸“大保铸”三字，据考证，“大保”即为“太保”，因此这件方鼎被称作太保鼎。太保鼎造型独特、纹饰优美，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是难得一见的古代青铜艺术珍品。
08
云纹铜禁
春秋晚期 河南博物院藏
河南南阳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16)
云纹铜禁纹饰繁缛，工艺复杂，是我国最早的失蜡法工艺铸造的青铜器之一。十二条龙形附兽昂首鼓腹翘尾，头顶的冠饰与两旁的角饰都是浮雕透孔云纹，兽尾插着尾花。兽首面对禁面张嘴吐舌，舌头翻卷着至于禁面上边，其状像是眼睛在盯着禁上的美酒，垂涎欲滴。禁底有12个龙形兽支撑着禁身，挺胸凹腰。
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云纹铜禁的出土，界定了云纹铜禁铸造年代不晚于公元前552年。失蜡法见诸文献记载较晚，据《唐会要》记载，中国最早使用失蜡法工艺的时间在唐代初年；至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一书有关于失蜡铸造法的记述。
直到七十年代中叶以前，先秦铜器中没有可证实的失蜡法铸件，汉以后的铜器中失蜡法铸件较为多见。云纹铜禁的出土，不仅将我国失蜡法铸造工艺出现的时间提前到春秋晚期，也证明我国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已经熟练掌握了失蜡法铸造工艺。
09
莲鹤方壶
春秋时期 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各藏一件
1923年河南省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17)
故宫博物院藏 莲鹤方壶
河南博物馆藏 莲鹤方壶
方壶形体巨大。双层镂雕莲瓣盖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飞、引颈高吭的仙鹤。镂空的双龙耳较大，上出器口，下及器腹。壶体四面以蟠龙纹为主体纹饰，并在腹部四角各铸一飞龙。圈足下以两只伏虎承器。
春秋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有了飞速发展，如“失蜡法”的发明等。但这一阶段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的成就并不仅仅体现在创新上，对于一些优秀的传统工艺，也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如“分铸法”。藏品上的仙鹤、双龙耳与器身主体即采用分铸法，既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技术，也反映了当时青铜器上动物造型肖像化的潮流。
10
矩形互钮龙纹铜镜
西汉 淄博博物馆藏
临淄大武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
禁出文物(195-18)
这件国内难得的矩形铜镜精品，镜体背面饰浅浮雕龙纹图案，五枚凸弦纹环形钮，钮四周饰柿蒂形纹饰。四周镜缘饰连弧纹。
11
铸客大鼎
东周 安徽博物院藏
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19)
迄今为止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的三足圆鼎，因该鼎在众多楚器当中最为雄伟，为楚王重器，习惯上又称之为“楚大鼎”。
1933年，安徽寿县楚王墓被盗掘，被盗文物达4000多件。古董商人争相购买，最后只剩下青铜器和石器等700多件，包括这尊不易搬运的楚大鼎。铸客鼎因其体量巨大让它在文物贩卖浪潮中幸免于难。
铸客大鼎圆口，方唇，鼓腹，圜底，附耳，耳的上部外侈，三蹄足。腹部饰一周突起的圆箍，箍上饰模印羽翅纹，双耳和颈部外壁模印变体鸟首几何纹，足的根部高浮雕兽首纹。
鼎口平沿处阴刻铭文十二字，首二字为“铸客”，据惯例将铜鼎命名为“铸客大鼎”。有释“铸客”是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工匠，而非本国的工匠，说明战国时期已有不再是奴隶主附属物、身份比较自由的工匠。
12
曾侯乙编钟
战国早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27)
曾侯乙编钟是迄今所发现的编钟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乐性能最佳、铸造最为精美的一套。曾侯乙编钟的钟架长7.48米、宽3.35米、高2.73米。六个青铜佩剑武士和八个圆柱承托着七根彩绘木梁，构成曲尺形钟架。
钟架分3层8组，悬挂着65件青铜钟，上层为三组钮钟，共19件；中层为三组甬钟，共33件；下层除有两组12件甬钟外。正中还悬挂有一口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鎛钟。最大的钟通高153.4厘米，重253.6公斤；最小的钟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每件钟均具备“一种双音的特征”。
钟架、钟钩、钟体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和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不仅记录了当时各诸侯国之间在文化艺术领域相互交流的情况，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先秦乐学的高度发展水平，为研究先秦音乐史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13
曾侯乙尊盘
战国 湖北省博物馆藏
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
禁出文物(195-29)
曾侯乙尊盘，由尊和盘两件器物组成。尊的口沿是多层套合的镂空附饰，远看像云朵，实际是由无数条龙蛇所组成的镂空花纹，它们相互盘旋环绕，宛如在空中游动。
尊的颈部攀附四只反首吐舌、向上爬行的豹，豹身也以镂空的龙蛇装饰，尊的腹部和圈足满是蟠螭纹和浮雕的龙。
盘的制作更为复杂，除口沿有和尊一样的镂空纹饰外，盘身的四个抠手也是由无数条龙蛇组成的镂空花纹. 曾侯乙尊盘是商周青铜器的巅峰之作。
14
青铜神树
商 三星堆博物馆藏
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出土
禁出文物(195-33)
青铜神树 图
青铜神树 （Ⅰ号大型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在我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也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
青铜神树（局部） 图
关于这株铜树的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将铜树界定为“神树”，则是共识。
青铜神树上的神鸟 图
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倾向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藉此降世，巫师藉此登天，树间攀援之龙，或即巫师之驾乘。
青铜神树（局部） 图
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伟大的实物标本，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
15
摇钱树
东汉 绵阳市博物馆藏
1990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35)
摇钱树通高198厘米，是目前国内现存体型最高大、保存最完整的一株摇钱树，被称为“绵阳五绝”之一。
整体由红陶树座、青铜树干、枝叶等共29个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叶片甚薄，厚约2毫米。树座分两层，上层为圆雕雄狮，狮背立筒形圆柱，以插钱树；下层为五马浮雕。树干中空，高约1米。树冠分七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其下两层的干与叶合为一体，饰西王母、力士及壁等图案；下部四层插接二十四片枝叶，向四方伸出，大多以方孔圆钱为边饰，以人物神兽为主题内容，有龙首、朱雀与鹿、象与象奴、璧等图案。其中璧是祭天的礼器，在墓葬文化中有“天门”之意，在此应为升天之意。
16
铜奔马
东汉 甘肃省博物馆藏
1969年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36)
铜奔马因器身偏绿色，被称为“绿马”，其衍生的文创也火到频频断货。铜奔马应该是是大众最熟悉的中国文物之一。1983年10月它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奔马三足腾空、一足超掠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增强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准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这在汉代堪称“大国工匠”啦。
17
铜车马
秦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博物馆）藏
1980年陕西西安临潼秦始皇帝陵出土
禁出文物(195-37)
秦代写实造型艺术的代表作，铜车马。它们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铜铸车马，对研究中国古代车马制度、雕刻艺术和冶炼技术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1980年，在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20米处的一个陪葬坑里，出土了两乘大型陪葬铜车马，两乘车一前一后置于同一木椁中。经复原，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二分之一。制作年代至晚在陵墓兴建时期，即公元前210年之前。
秦陵彩绘铜车马一号车和二号车
铜车马主体为青铜所铸，一些零部件为金银饰品，各个部件分别铸造，秦代工匠成功地运用了铸造、焊接、镶嵌、销接、活铰连接、子母扣连接、转轴连接等各种工艺技术，并将其完美地结合为一个整体，是20世纪考古史上发现的结构最为复杂、形体最为庞大的古代青铜器，被誉为“青铜之冠”。
1号车又称立车或高车，是敞篷的，舆内立十字形伞座，座上插一长柄铜伞，乘员一般是站着的。
2号车又称安车，是密闭的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是御手坐的地方，面积狭小；后室是主人乘坐的地方，平面近似方形。目前，2号车已移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丽山园内铜车马博物馆。
两辆车的伞盖，厚度仅0.1～0.4厘米，而面积分别为1.12和2.3平方米，整体用浑铸法一次铸出。即使在今天，要铸成这么大而薄、均匀呈穹窿形的铜件也非易事。至今铜车马上的各种链条仍转动灵活，门、窗开闭自如，牵动辕衡，仍能载舆行使。
18
墙盘
西周 陕西宝鸡周原博物院藏
1976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庄白村出土
禁出文物(195-38)
墙盘为古代盥洗器，被称为“青铜史书”，是研究西周铜器断代的一件重要标准器。
盘的底铸有铭文18行284字，文章使用的四言句式，颇似《诗经》，措词工整华美，是解放后发现的铜器铭文最长的一篇，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盘内铭文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的家史，与文献记载可相印证，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
19
淳化大鼎
西周 淳化县文博馆藏
1979年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出土
禁出文物(195-39)
淳化大鼎是西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圆鼎，也是商周时期除传说中的后母戊鼎外，唯一经考古发掘出土于墓葬而非窖藏的大型青铜鼎。鼎的腹部一周铸有三个耳鋬，鋬上装饰兽面，这种形制的铜鼎为特例，至今仅见此一器。
20
何 尊
西周早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出土
禁出文物(195-40)
何尊的传奇经历之一是从废品收购站救回的，并成为宝鸡市博物馆第一件青铜器藏品。1975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为清除害锈在其内底发现铭文并将其命名为“何尊”。
铭文述及周初重要史事，与成周（洛阳）的兴建有关，对研究古代历史有重要作用。也因出现最早的“中国”一词，将何尊载入史册。
21
中山王铁足铜鼎
战国 河北博物院藏
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51)
中山王铁足鼎出土于中山王
墓，作为九鼎之首鼎，通高51.5厘米，重达60公斤，相当于一名成年人的体重。
这件大鼎在出土时，鼎内尚有含猪或近缘动物、马或近缘动物的微量成份的肉羹湆。大鼎的鼎身为铜制，而鼎足为铁制，铜和铁是两种熔点不同要想使两者合铸在一起是件容易的事，所以该鼎稀有。
铁足铜鼎的外壁共刻有铭文77行，共计469个字。所以，这件大鼎是目前发现的铭文最长的一件战国时期青铜器。
22
长信宫灯
西汉 河北博物院藏
1968年河北满城县刘胜墓出土
禁出文物(195-53)
长信宫灯被誉为“中华第一灯”，这件器物有可能当年从阳信夷侯刘揭家没收，后归刘胜祖母窦太后所居住的长信宫尚浴府使用。长信宫灯出土于中山靖王墓（也被称为满城汉墓）窦绾的墓室，故因此推测窦绾应为窦太后家人，宫灯由窦太后赠送。
第三批
23
子龙鼎
商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禁出文物(195-102)
子龙鼎是迄今发现最大的商代圆鼎，也是目前已知带有“龙”字最早的青铜器。
子龙鼎，因器内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而得名。铭文“子龙”之“子”字较小，下“龙”字以双线勾勒，虬劲有力。器颈部所饰有首无身饕餮纹和首身完整饕餮纹两种，两种饕餮纹相间环列，静中求变。
24
四羊方尊
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38年湖南宁乡黄材出土
禁出文物(195-103)
商时期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大多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该方尊也是入选教科书的一件精美文物。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眉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
方尊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
25
龙形觥
商晚期 山西博物院藏
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者村出土
禁出文物(195-104)
这件器形独特、纹饰奇绝的青铜器，宛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被学界命名为“龙形觥”。龙形觥独特的造型与花纹装饰，与同时期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相区别，龙形觥所属的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遗址就是商代晚期方国文化系列。
这件器物与其他博物馆收藏的商周兕觥形制不同，觥首作龙头型，昂起露齿，背有长盖，中部有钮，器无鋬，下为圈足，器侧饰龟纹和形似扬子鳄的鼍纹极为少见，是独此一件的角形觥样式孤品。
26
大禾人面纹方鼎
商晚期 湖南博物院藏
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
禁出文物(195-105)
大禾人面纹方鼎是在50年代末通过废品收购站找到的著名青铜器之一，大禾人面纹方鼎是中国唯一的以人面纹为饰的鼎。
商、周青铜器以兽面纹作主题纹饰较为常见，人面纹饰较为稀有珍贵，用人面纹装饰更加奇特。有的专家认为这组人面纹有爪而无身，属于传说中“有首无身”、贪吃人的凶兽饕餮一类怪神。究竟为何采用如此写实的人面纹作主题装饰，仍是个谜。
27
铜大立人像
商 1986年 三星堆博物馆藏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出土
禁出文物(195-106)
三星堆大立人像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这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像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这尊“纪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的具体身份，就目前，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目前大多数倾向于认为，他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之象征。古蜀历史早已偃旗息鼓，无言的文物抛给人们的是难解的文化之谜……
28
“天亡”青铜簋
西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陕西省宝鸡市出土
禁出文物(195-107)
西周天亡簋肃朴庄重，周身饰以旋龙纹，内底有铭文八行七十七字，大篆。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是西周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
西周天亡簋和利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的两件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其铭文记述了武王伐纣及其在嵩山祭天等若干重大历史事件。
此外，天亡簋铭文开创辞赋先河，是中国韵文的最早表现形式。
29
伯矩鬲
西周 首博物馆藏
1975年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251号墓地出土
禁出文物(195-108)
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到首博的镇馆之宝伯矩鬲（俗称牛头鬲）。西周青铜礼器中较为少见的鬲。伯矩鬲全身以牛首为主要装饰，不加地纹，主体纹饰皆为高浮雕，给人雄奇威武之感。以伯矩鬲为代表的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确定了北京超过三千年的建城史，并且就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所在。
盖内及颈部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才（在）戊辰，匽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盖内4行15个字，颈内壁5行15字。
30
晋侯鸟尊
西周 山西博物院藏
1992年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M114出土
禁出文物(195-109)
晋侯鸟尊曾是建业兴邦的见证，是绝地通天的使者， 是祭祀祖先的重器。它被称为国之重器 家之重宝。在古青铜器中，有一种模拟鸟兽形状的盛酒器，以“尊彝”二字共名，它们显示了中国青铜时代，在铸造业领域的精湛技艺和高超水平。“晋侯”是燮父的自称。燮父在位期间，改国号 “唐”为“晋”，是第一位“晋侯”，这件鸟尊是西周时期最流行鸟与象形象的完美结合，为尊形酒器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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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㝬）簋
西周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1978年陕西扶风法门镇齐村出土
禁出文物(195-110)
胡（㝬）簋是现存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被誉为“簋中之王”。这是罕见的西周天子自做青铜器。
胡（㝬）腹内底有铭文12行124字，是西周第十代国君——周厉王姬胡祭祀先祖，祈神降福的祭文，故还称为“王簋”。铭文说到周厉王作为大宗小子，不敢昼夜贪图享乐，尽心经营先王事业，布政四方，祈求先祖列宗，赐降福泽、智慧，保佑周王朝长治久安。这是目前发现为数不多的周王自作器，因此十分珍贵。周厉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期间，不准老百姓依山泽而谋生，禁止老百姓言论自由。公元前841年，手持武器的老百姓集结起来，攻入王宫，最终厉王客死他乡（今山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国人暴动”。“国人暴动”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直接导致了周王室日趋衰微，逐步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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逨盘
西周晚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2003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窖藏
禁出文物(195-111)
西周逨盘被称为中国第一盘。杨家村窖藏出土青铜器中史学价值最高的一件。盘内铸铭文21行372字，详细记述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从文王到宣王共12代天子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
逨盘铭文巧妙的以单氏家族的8代祖先为主线，穿插对应了西周十二位天子，如文王、武王兴周灭商，成王、康王开拓疆土，昭王讨伐楚荆，穆王征伐四方等，将天子的丰功伟绩与单氏家族的功劳结合在一起，既歌颂了周王的丰功，又昭示了家族的伟绩和荣耀，同时，它还印证了《史记•》中西周诸王世系，证实了《史记》的真实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青铜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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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剑
春秋 湖北省博物馆藏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禁出文物(195-112)
中国最有名的一把剑。也是去湖北省博物馆必打卡的文物之一，剑身满饰神秘的黑色菱形花纹，剑格的正面和反面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整个造型显得高贵、典雅。在剑身正面靠近剑格处还写有两行鸟篆铭文，分别是“越王鸠浅 自作用剑”，经专家考证，鸠浅就是勾践，这八字铭文向我们表明了这把剑的身份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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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方升
战国 上海博物馆藏
禁出文物(195-113)
战国商鞅方升，又称商鞅量，是战国时代秦国铜制量器，战国商鞅方升初置于“重泉”（陕西蒲城县），后转发至“临”地。商鞅方升是上海博物馆几乎不展的一件秦青铜器，也是中国度量衡历史的标准器。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颁发统一度量衡诏书，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今天在各个博物馆常看到的秦尺、秦权、秦量，为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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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络青铜壶
战国 南京博物院藏
1982年江苏盱眙南窑庄出土
禁出文物(195-114)
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的工艺在同时期十分罕见，壶体除了颈部与腹部的错金银斜方格云纹外，还各有48条蟠龙和48行梅花，工艺极其繁复精致。无论是铸造、焊接、镶嵌、抛光、还是镂空等工艺皆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是先秦青铜工艺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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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
西汉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55-1960年云南普宁石寨山出土
禁出文物(195-115)
诅盟场面贮贝器是云南普宁石寨山出土一系列青铜贮贝器中人物形象最多一件，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
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哲来约束，设立祭坛，供泰祭品，举行曲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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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车马人物镜
西汉 西安博物院藏
陕西西安红庙坡出土
禁出文物(195-116)
汉代彩绘铜镜较少见，并且彩绘车马人物镜有出行、狩猎、饮酒等绘画题材作为装饰，别具一格，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资料。
主区画像以红色为地，用白色、绿色、黑色彩绘人物、车马以及树林等自然景象。画面共绘有十二个人物、七马、一车、六树以及酒具、乐器等。内容分为谒见、宴享、狩猎、归游四组，如此写实堪称绝品，只是文博圈小编去探馆的时候没有看到此物，很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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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
西汉 云南省博物馆藏
1955-1960年云南普宁石寨山出土
禁出文物(195-117)
贮贝器器身呈四耳铜鼓形，器盖上铸刻有古滇国杀人祭柱的祭祀场面。出土时器身稍有残缺，器内盛有贝币。
贮贝器顶部雕铸着52个人物和一猪一犬，这52个人物形态各异，而且雕铸的栩栩如生。经专家考证，贮贝器上的场面是古滇国宰杀奴隶祭祀天神的祭祀活动。
贮贝器铸造之初是用作储存财宝，但它更像是一枚“时间胶囊”，通过它们我们就能穿越时空，一睹两千年前古滇国人的生活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