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微速讯：《浙江儒学通史》：首次以通史形式，梳理浙江儒学这一文化高峰
首部浙江儒学通史
正式出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五卷本《浙江儒学通史》，聚焦浙江儒学这一积淀丰厚的宝贵文化遗产，首次以通史的形式对浙江这块历史上儒学发展高地之文脉进行系统梳理和阐述，以期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发展新时代儒学和中国学术思想提供丰厚思想资源。
(资料图片)
丛书由当代儒学界著名学者吴光担纲主编，带领颇具实力的浙学研究者白效咏、董根洪、王希坤、钱明、张宏敏、宫云维等合作完成。
浙江儒学通史·汉唐卷
浙江儒学通史·宋元卷
浙江儒学通史·明代卷
浙江儒学通史·清代卷
浙江儒学通史·近现代卷
何谓
“浙江儒学”
所谓“浙江儒学”，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它包括东汉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之学、永嘉永康事功之学、四明心学以及明代王阳明良知心学、刘宗周慎独之学和清代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还包括以龚自珍、章太炎、孙诒让、马一浮为代表的近现代儒学。汉唐特别是两宋以来，众多浙籍硕儒著书立说、开创学派、开门讲学，不仅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更为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儒学的传播、传承、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犹如黄钟大吕，响彻历史时空。
作者简介
主编：吴光
长期致力于儒学之传承和当代价值研究。历任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所长、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暨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儒家哲学片论》《国学新讲》《吴光说儒》等多部儒学专著。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主持整理出版中国儒学重要代表人物全集如《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马一浮全集》等，另主编《阳明学研究丛书》《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汇辑》等。
各分卷作者：
浙江儒学通史•汉唐卷 | 白效咏 等 著
浙江儒学通史•宋元卷 | 董根洪 王希坤 著
浙江儒学通史•明代卷 | 钱明 等 著
浙江儒学通史•清代卷 | 张宏敏 等 著
浙江儒学通史•近现代卷 | 宫云维 等 著
精彩样章
总论：从王充到马一浮
——兼论浙江儒学的特色和基本精神
吴光
三、浙江儒学的学术特色与基本精神
前文简说了浙江儒学的源头与开山，并概述了浙江儒学的基本发展脉络。这里，还需要厘清浙江儒学与浙学的关系。自1992年以来，笔者在多篇论浙学的文章中讨论了浙学内涵的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分，指出：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金华地区，以叶适、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南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南宋婺学与永嘉、永康之学，南宋四明之学以及明代阳明心学、蕺山慎独之学和清代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无论是狭义还是中义、广义，浙学的主流学术都是儒学。特别是狭义与中义上的浙学，其主体就是浙江儒学。那么，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浙江儒学形成了哪些特色，积淀了怎样的学术文化精神呢？在此谨陈管见。
（一）浙江儒学的学术特色
从宏观而言，浙江儒学具有三大特色：第一，多元包容。浙江儒学从开山祖王充开始，在学术上就具备了多元包容、兼采各家的思想特色。王充学说的根本宗旨是“实事疾妄”。其学说在宇宙观、天道观方面批判了董仲舒等儒家的“天人感应”目的论，坚持了道家黄老学派的“元气自然”论，自称其“自然”之说“从道不随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篇》）。但他在治国战略上则称赞“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论衡·案书篇》），并兼采了儒家、法家的治国战略，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论衡·非韩篇》）。在人性论问题上，他批判性地综合了各家之说，说“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论衡·本性篇》），并提出了自己的“性有善有恶”论。这都体现了王充学说的多元包容特色。不仅是王充，历史上的浙江儒家，大多具有多元包容特色，如宋儒叶适强调“中和兼得”“崇义以养利”，王阳明主张“折衷朱陆，会通佛老”，黄宗羲提倡“会众合一”，章学诚主张“道并行而不悖”，等等，都是浙江儒学“会通诸家、多元包容”的学术特色之体现。
第二是经世致用。浙江儒家历来重视经世致用，如王充特别强调“文为世用”，说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篇》）。叶适敢言功利，提倡事功之学，反对空谈“道义”，他对董仲舒的义利观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吕祖谦强调“学问本为实用”，主张学术必须“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明德亲民”，黄宗羲说“儒者之学，经纬天地”、主张“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又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这些论述，都深刻反映了浙江儒学的经世致用特色。
第三，从民本、亲民到民主的思想转型。王充在《论衡》中多次引用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名言，强调了国家富足对于人民信守礼义的重要意义，叶适、吕祖谦皆有明确的“仁政”“爱民”思想，具有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到王阳明，则十分强调“亲民”，并以“明明德”为体，“亲民”为用。王阳明解释《大学》古本时强调“亲民”主张，“‘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命题，张岱提出“予夺之权，自民主之”的命题，近代儒者孙诒让的实业救国主张等，构成了浙江儒学史的“民本”思想传统，从而成为浙江儒学从民本到民主的一大思想特色。
（二）浙江儒学的基本精神
在浙江儒学各派各家两千余年的磨合过程中，逐渐凝聚了一些共通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
第一，“实事疾妄”的求实批判精神。王充《论衡》的“实事疾妄”宗旨，代表着浙江儒学的求实批判精神。王充之后，浙江最富求实、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当属南宋的叶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和现代的鲁迅。鲁迅不属儒家，在此不拟赘述。叶适的批判对象，上起孔子弟子，下至程朱理学诸家。他尤其深刻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而提出了他的“利者义之和，义者利之本”的“崇义养利”价值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严厉批判了君主专制制度，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反专制口号，并提出了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为中心的具有民主启蒙倾向的社会改革纲领。
第二，“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富有人文精神，是浙江儒学的一大特色。这种人文精神除了传统的“民惟邦本”、重民爱民、为民请命之外，还有个农商本末的争论。传统儒家都坚持“农本商末”政策，但浙江儒者特别重视切于民用的工商业。例如叶适就提出“通商惠工，扶持商贾”的国家政策，并提出“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的重商思想。王阳明则明确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的“四民同道”思想，黄宗羲继承了叶适、王阳明的思想主张，在《明夷待访录》中从理论上厘清了所谓“本末之道”，认为应该以是否“切于民用”为标准，那些“不切于民用”的“行业”如巫、佛、倡、优等才是“末”，应当整治，而工、商不仅切于民用，而且是“古圣王”之所崇者，从而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③这种“四民同道，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较之古代儒家一般意义上的“民本”思想进了一大步，体现了浙江儒学重视发展工商业的新人文精神。
第三，“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实学精神。这种实学精神强调的是“学以致用”，有学才有用，无学便无用。而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重点还是放在力行实践上。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这已经透露了“知行合一”重在行的倾向。而其后学黄宗羲更是心领神会，进一步将王阳明的知行观导向了“力行实践”观。黄宗羲解说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时说：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笃行之者，行此数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于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了。这正是一种“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精神。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观的提出，为浙江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打上了特别重视力行实践的印记。
第四，“崇尚气节，正直敢言”的豪杰精神。浙江儒学历来有“崇尚气节，正直敢言”的好传统。从王充的“实事疾妄”到叶适的“习学记言”、方孝孺的宁死不屈、王阳明的“狂者胸次”、黄宗羲的“豪杰精神”，再到近代龚自珍的“自改革”、王棻的“气节为本”说，都彰显了浙江儒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品格。在浙江儒学史上，学识渊博且具有刚正不阿独立人格的学者代有人出，王充、叶适、方孝孺、于谦、王阳明、刘宗周、吕留良、黄宗羲、全祖望、章太炎、马一浮等是佼佼者。尤其值得讴歌的是，在清代文字狱盛行、浙江许多学者受到迫害，又有许多学者躲进小楼搞考据的时候，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经史学派却仍然敢冒风险去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去批判那种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御用学风或脱离实际的空虚学风，这确乎令人肃然起敬。
第五，“教育优先，人才第一”的文教兴邦精神。浙江之所以获得“文献名邦”“人文渊薮”的雅号盛誉，并不是仅由山水之美自然陶冶出来的，更是由“人文化成”逐渐升华而成的，即教化的结果。而教化之行，必先兴办教育，教育兴而人才出，这是千古不移之理。浙江自唐五代以迄近现代，形成了文教兴邦、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在教育方面，不仅官学普及于各府（州）、县，而且民间办学蔚然成风，精舍、书院、义塾、书堂、社学、私塾、学校等，形式多样。仅以书院为例，浙江所建书院数量在全国所占比例，唐五代时居第三位，宋元明时期均居第二位，清代则居全国第一。浙江的书院，不仅历史悠久，数量众多，而且学风活泼，人才辈出。而儒家学者正是文教兴邦的生力军，特别是吕祖谦、叶适、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等，都是致力于书院教育的大儒。至于近现代，更涌现了一大批著名儒学教育家，如章太炎、孙诒让、马一浮等，他们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是浙江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