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焦点：【旅图】莫高窟与王道士｜梁讷言
莫高窟与王道士
□ 梁讷言
梁讷言，进过厂，下过乡，然后长期在事业单位谋生，有闲的日子里，喜欢一个人的自驾游，偶尔写点游记和怀旧的文字。
【资料图】
几年前的盛夏时节，我迈开成天奔跑于滚滚红尘的脚步，赶往西部大漠腹地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去莫高窟，我是顺着河西走廊的起点走至终点，途经古时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这一行程，其实不足丝绸之路的十分之一，古丝绸之路东起西安，西至古罗马都城君士坦丁堡，横跨15个国家12000公里，连接欧亚大陆。
那时，行走只能靠骆驼马匹和人的双腿，所经之处，全是戈壁沙滩和崇山峻岭，一路上的荒凉与孤寂，疾病与干渴，寒冷与饥饿，常常会有路人和骆驼倒下，而这些倒在路边的枯骨，则往往成为在沙尘暴中迷路的商人驼队的路标。
“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唐朝岑参的寥寥两行诗句，道尽了古人的艰辛与磨难。
敦煌四周，除有祁连山和天山两大山脉，举目所至皆是一马平川的荒漠与渺无人迹的沙海。
这里，骄阳似火，寸草不生，寂寥万里，了无生息，然而强烈的阳光长年累月溶化着山上的积雪，渗入山脚的荒滩与沙碛，便有了敦煌这么一个充满生气的绿洲。
那时的远行者，东来的客人经长途跋涉，过了阳关或玉门关后，都要在这里休养歇息。而西去的故人出了河西走廊，也要在这里稍事休整，以便踏上更为艰险的路程。
于是，敦煌便在这些路人络绎不绝的来往中繁荣热闹起来。
于是，便有了“华戎所支—大都会”之称谓，甚至有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之说。
于是，也引来了无数的文人墨客与僧侣工匠，达官贵人与富商大贾，便有了名扬四海的莫高窟。
出敦煌25公里，穿过一片高耸的白杨林，远远地，便可望见莫高窟密密匝匝形如蜂窝鸽舍般的洞窟。
从鸣沙山延伸过来的沙漠，一直覆盖到莫高窟顶上，大地苍凉而贫瘠，宕泉河早已干涸，只剩下时间和风在河床上流淌，然而，这荒芜表皮下却曾涌动过一段最鲜活的历史。
公元366年，有个名叫乐僔的和尚，在河堤沿岸开凿出第一个洞窟。
此后，无数的工匠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劳作，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不绝于耳，昏暗的洞窟内，不分昼夜地晃动着艺人单薄的身影，从他们手底流溢出来的图画，让千年后的整个世界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他们是些关注灵魂的人，穷其一生，只为把灵魂安置在洞窟里。相比之下，现代人似乎没有什么来生好期待，现世的声光充满太多的诱惑，生命便分散到了许多琐碎的事物上。
历经千余年的繁复建造，那些神秘的洞窟就鳞次栉比地镶嵌在宕泉河边的山体断崖上，构成了一个充满神圣氛围的庞大佛国世界。
南北长达1600多米，开凿洞窟735个，描绘壁画45000平方米，雕刻泥质彩塑2415尊，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也是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中心，有“东方卢浮宫”美称。
来到莫高窟，最先看到的是道士王圆箓的圆寂塔，细细察看塔前墓碑上的文字，这位被余秋雨描写得目光呆滞，猥琐愚昧的王道士，竟被称颂成不仅修行上功德圆满，而且对莫高窟的看护更是呕心沥血。
这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最不该出现的时候，他出现了。在最不该尽责的时候，他尽责了。
他是湖北麻城人，年少时由于家境贫寒，目不识丁，长得矮小削痩，后来，因天灾人祸逃出家乡，清光绪初年到肃州巡防营当兵勇。
退役之后，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士，后向西云游，公元1897年来到敦煌莫高窟，那是个烽火连天战乱绵延的年代。
如果王道士当初不来莫高窟也就罢了,他不是当兵的料，却是个十分称职的信徒，若去的是其他任何寺庙，凭他的虔诚和勤劳，一定会功德无量而名扬后世。
如果王道士只是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就罢了，他偏要“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使藏经洞适时地呈现于世，引来斯坦因、伯希、吉川小一郎、华尔纳等一伙文化暴徒的肆意掠夺践踏。
在这个错误的年代和错误的时机，让一个错误的道教修炼者，成了一座举世罕见的人类艺术宝库的掌门人，莫高窟的劫难也就在所难免了。
王道士到莫高窟后，因能说会道，吃苦耐劳和办事干炼，很快成为当家道士
此后，他四处化缘，苦口劝募，省吃俭用，把全部精力与积蓄用在了修补洞窟和发展信徒上，使多年人迹罕至的莫高窟上空再度升起袅袅香烟，重新响起了悠扬的诵经声。
当收到的善男信女香火钱日渐增多，手头稍宽裕后，他雇人清理了第16窟的淤沙，然后又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在这个洞窟抄写道经和接待香客。
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偶尔在北侧甬道壁上发现了一处裂缝，便沿裂缝挖掘，藏经洞由此面世。
如果不是冥冥之中鬼使神差，把第16窟用作寺院办公场地，藏经洞的出现就会错过那个气息奄奄的没落时代，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散佚，王道士也就不会成为后人诟骂的千古罪人，而应该不失为一名有功德的修行者。
可怜的王道士生不逢时，他来到莫高窟的时候，大清帝国已形同走尸，各国列強正大摇大摆出入紫禁城，明火执仗要求割地赔款。在遥远的西北大漠深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清贫道士，有什么能力去承担保护一座人类艺术圣殿的责任呢？
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法国人希伯从莫高窟搬出的30多箱国宝级文物后，不是直接运回去，而是招摇过市运到北京，在京城的六国饭店举办盛况空前的展览后，才潇洒出境。如此这般，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残次品归入京师图书馆。
试问，当时的海关哪里去了？长辫子军队哪里去了？那些所谓的国家栋梁和文化精英们哪里去了？
其实，从1900年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运走第一批经卷文物的七年间，王道士就一直在为保护这些文物绞尽脑汁。
先是徒步数十里，亲奉两卷经文至敦煌县令严泽，唯愿光大佛学，可悲的是严泽县令不过是不学无术之徒，视经文为破旧黄纸两扎，弃置一边，不予理睬。
两年后，几经打探，得知新任知县汪宗翰稍通金石字画，便赶往县衙，许是汪宗翰好奇心驱使，终领数骑随从，亲往藏经洞察看，然不过是顺手牵走数卷经文而去，便没了下文。
在县衙碰壁后，他又亲拣两箱经卷，行程数百里，交酒泉道台廷栋亲验。而廷栋阅后却道：“什么佛学经典，不过是蝌蚪文一堆，怪异不堪，何如道台之书法，行云流水之间极尽章法。”说罢，端茶送客。
当年王道士所能叩见的最高长官，也只能是知县和道台了，他或徒步或骑在瘦弱毛驴上，顶着大漠凌历的风沙往返于敦煌与酒泉间，提请当权者护佑文物的乞求一次次落空后，内心一定是充满了无尽的悲哀和绝望。
当我从佛光肃穆壁画精美的洞窟走出，又来到王道士的墓碑前，墓基旁萌出青草的嫩芽，石阶上几片蜷曲的枯叶，千年的时光在这里细碎地轮回，在那状如倒立葫芦的圆寂塔内，安放着一个既高尚又卑微，既坚毅又猥琐的灵魂。
他用平生没摸过笔杆的双手，将莫高窟几近熄灭的文明灯火点燃，又用这双长满老茧的劳作之手迅即扑灭，他管辖着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却沦落成被一大堆黄金绊倒在贫穷中的可怜人。
金碧辉煌的莫高窟，与丧魂失魄的王道士不期相遇，这样，就把个人命运与文化宝库的荣辱兴衰紧紧连在了一起，从而也就曾演绎过如此的恢弘与卑微，作为后世的朝拜者，我既赞同余秋雨的责难与鄙弃，也很认可碑文中弟子信徒的由衷赞誉。
我站在道士塔前，心里默默祈祷，但愿历史在不饶恕王道士给莫高窟留下的深重创伤的同时，也能记住他曾经为保护这些文物的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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