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消息：这位元代民间航海家的亲书，成为了解海上丝绸之路最为可靠的史料之一
从东汉甘英开始，有很多杰出的中外旅行家、商人、使节等在东西交融、中阿交往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中国元代的汪大渊，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杰出的民间航海家，他的《岛夷志略》是了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为可靠的史料之一。
「以为“琼树开花”」
作为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广大的王朝，元朝统治者对于中外交往抱持有正面的姿态。在政府的鼓励下，海外贸易兴盛，远洋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
(资料图)
当时，印度洋上的中国商船舳舻相继，往来于印度次大陆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与中国贸易大港泉州、广州等，带动了物流、人流互动。根据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观察，印度洋上最大的中国商船有12帆、船员1000多人，还有数量众多的随行船只。
汪大渊，字焕章，大约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也就是公元1310年左右。据说，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跟随父母往来于南昌和泉州之间经营商业。20岁时，开始“两附舶东西洋”。这比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早了162年。
研究显示，汪大渊第一次出海的范围以印度洋区域为主，持续了4年左右。1337年，他再次从泉州出发，主要游历南海各地，到1339年回国。《岛夷志略》便是他根据这两次航海过程中的见闻所撰写的一部著作，内容涉及海上交通路线、各地自然地理与物产、风俗信仰、社会制度、商品贸易等，可谓涵盖“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
比如，1330年，汪大渊所附商船卸帆于科伦坡外海的大佛山下。他在那里见到了大片的珊瑚，以为是“琼树开花”，感叹“诚海中之稀有”，便作古体诗百首“以记其实”。
据统计，《岛夷志略》一共列出99个地名条目，遍布南海、印度洋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区域，涉及219个国家和地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有的已经进入较为高级的文明社会，如麦加“风景融和”“居民乐业”，又“有回回历，与中国授时历前后只争三日”；大多数则尚处于部落社会甚至更为原始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很多的“奇风异俗”。
《岛夷志略》刊印前，时为翰林院修撰的张翥撰写序言，并希望其能够“广其传”。1349年，福州人吴鉴在泉州主持修纂地方志书《清源续志》。他认为，泉州是“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方志中应该对海外相关情况有所记录。此时的汪大渊以“知外事”而闻名，所以吴鉴特意将他的《岛夷志略》附录在志书中。
「非亲见者不书」
在汪大渊《岛夷志略》著述前后，还有不少同类型的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以及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等。与这些著作相比，《岛夷志略》最为人所称道的一点就是汪大渊“非其亲见者不书”，因此价值远高于那些依靠抄撮史料或海商辗转口述编纂而成之书。
作为通译多次追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记述了下西洋期间的所见所闻。在该书序言中，马欢感慨：自己随郑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可以说，马欢的实地考察印证了汪大渊记载的真实性、准确性。
其实，在汪大渊的时代，对海外“夷情”有所了解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为什么只有汪大渊为我们留下了这份宝贵的记录呢？
首先，当时的大部分海商、水手虽然熟识海路，却没有什么文化知识储备，难于把所见所闻形诸笔墨。
其次，从传统儒家的观念出发，那些光怪陆离的海外奇谈本身并不值得特别加以记载。张翥在《岛夷志略》序言中强调“君子求之异书，亦所不废也”，应该是有所指的。
再次，当时虽然海道大通，但关于域外世界的知识大部分还是在特定群体中流传，成为“秘闻”。所谓“熟识者多秘其说”，很重要的还是因为商路、各地物产、商品贸易等内容涉及商业秘密，很少有人愿意公开。
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充满商机与诱惑的贸易网络，但也可以说充满挑战。比如，南海昆仑岛附近海洋地形十分复杂，船行至此经常会发生“针迷舵失”的情况，以至人船无存。今天的西沙群岛附近，当时被称为“万里石塘”，“迤逦如长蛇”，暗礁丛生，商船“避之则吉，遇之则凶”，如无舟子之精明，能不覆且溺乎？
此外，南海、印度洋区域多为热带气候，瘴疠盛行。由于水土不服而患病身亡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汪大渊就记载古里地闷（约在今马来半岛南部）“气候不齐，朝热而夜冷”。有泉州商人吴宅带领百余人的商队至此贸易，结果“死者十八九，间存一二，而多羸弱乏力，驾舟随风回舶”。今天的新加坡海峡一带，当时被称为龙牙门，“俗好劫掠”。商船经过此地，必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
《岛夷志略》在向世人展示丝路胜景图的同时，也从侧面描摹出海上贸易的种种艰辛不易，从中更可体会古代海商不畏艰险、“以生易利”的开拓进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为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中外交流的深入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王健）
